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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退稿記

作者:舒晉瑜   發布時間:2014年02月24日  來源:中華讀書報  

蘇童:大學期間,從不熱心公益的他,主動提出保管信箱鑰匙,為班級服務,從此誰也不知道自己又被退稿了。

阿來:當年《塵埃落定》寫出來,用他的話說,“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”,結果怎樣呢?“有回信算好的,大部分石沉大海。”

墨白:兩年多的時間里,他竟收到了48種文學期刊的138封退稿信,這不包括那些鉛印退稿信。

1797年,簡·奧斯汀的父親將她名為《第一印象》的書稿投遞至凱德爾公司。傲慢的小凱德爾將書稿原封不動地退回,未拆封而且連一句附言都沒有。當時的他絕對不會想到,16年后經過修改潤色的書稿以《傲慢與偏見》為名成功出版,成為世界文壇不朽的經典。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勝枚舉。或者現在的網絡寫手已經不存在“退稿”了,但是當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當年退稿的經歷,卻將其視為自己一生的寶貴財富。——舒晉瑜

蘇童:1986,一個倒霉蛋文學青年的命運被改變

1980年,蘇童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。曾經在中學里作文最好的蘇童,大學里不再顯山露水,因為很多人能寫一手漂亮文章。在蘇童的印象中,有位要好的同學讀過很多外國文學,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詩,發表在創作園地,詩很短,短到只有一句話:“產房——在太平間的天花板上”。蘇童非常感慨,一句話也成詩,生與死說得那么透。他暗暗對自己說:“你還不行!”

當時幾乎每個大學生都在寫作。用蘇童的話說,無論農村還是城市,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,寫作的百分比很高。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話,作家王蒙告訴文學青年“不要擠在文學這條羊腸小道上”。在那文學狂熱的年代,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,蘇童所在班級的40多個同學,有十幾個人都在或公開或秘密地投稿,同學們發表作品的消息不斷傳來,今天有同學在人民日報副版發表文章,明天有個說文章在《新疆文學》發表,這些消息成為蘇童寫作的動力,他每天都在寫,一天五首詩歌,四處找刊物通訊地址往全國各地發,希望能夠發表。當時,只要寫上“郵資到付”就不必交郵資,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紙。但總是被退稿,那時的編輯很負責任,發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。每次在食堂吃飯的當口,生活委員大叫:“蘇童,你的信!”拿過來就是一大堆。虛榮心作怪,從不熱心公益的蘇童,主動提出保管信箱鑰匙,為班級服務,從此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失敗了。

“為了寫作而寫作,為發表而發表”。蘇童稱,那時對文學的認識很孩子氣,其間,他狂讀瘋閱,以期寫作的進步再快些。學校圖書館是他常待的地方,姐姐也愛文學,常帶書回家,很雜很亂,他就從這蕪雜中吸取文學營養。有天晚上,一個同學把《麥田里的守望者》借給蘇童,但第二天必須還,否則就不借。當時很多外國名著被稱為“禁書”,是換了封面才能傳閱的,得本好書不容易。蘇童就在水房里就著暗淡的燈光,花五六個小時把這本書看完了。“現在人們把塞林格當二流作家,我讀他卻深受啟發——突然發現個人的生活夠寫作,文中寫壞孩子,把一個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繪得細致入微,于是,寫自己心靈里的,我是夠了,再也不愁無字可寫了。”這次寶貴的閱讀讓蘇童相信,自己就是一座寶礦。

他堅持寫,夢想成為詩人或作家,寫作的密度也很大。“寫了兩三年,兩眼一抹黑。我覺得我快要沒信心,快要崩潰的時候,詩被刊物和小說有了要發表的福音。否則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下去。”蘇童的詩歌處女作發表在《星星》詩刊,經手人是時任《星星》主編的葉延濱。他打趣地說,自己“先打扮成葉延濱的讀者”,然后直接將詩歌投給了葉延濱。葉的回信是以《星星》詩刊的名義,告訴他有幾首詩備用。“這首詩就是后來經常被別人拿出來嘲笑的《松灘 草原 離情》。”蘇童說,松灘、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沒去過的地方,就是覺得很美,便虛構了這么一處地方。

1983年對蘇童來說是一個幸運的年份。這一年,他有兩組詩歌、兩篇小說先后發表。作為青年刊物“四小花旦”的《青春》和《青年作家》上,分別刊出了蘇童的小說。“每次的目錄登在中國青年報上。在貼中國青年報的墻上看到自己的兩篇,我站著不肯走了,等同學來,我要自豪地告訴他們:我行了!但沒人來,下午吃飯還怕被換掉,我又跑回去看,又想著有誰能看到我發表作品了。發表了,那就等于宣布我‘入門’了。”尤其《青春》發表他的小說《第八個是銅像》獲了獎,極大地鼓舞了蘇童繼續寫作的勇氣。

隨后他卻面對更為嚴重的失敗期。“工作了以后,又有兩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。”蘇童說,因為對自己的作品非常滿意,投稿時總在文章后寫上“希望你們盡快發表”,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發,全退。可能是自己的寫作風格有改變。那時,他開始寫《桑園留念》、《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》,盡管這些作品都是蘇童重要的短篇小說,然而對于當年的文學刊物來說,還是顯得過于前衛、先鋒,很多編輯不太容易接受這類風格的作品。“這個時候,我已經比較清晰了,我自己覺得小說寫得不錯,退稿是他們的失誤。”因為有這個信念,他堅持寫作,而且因為此前也發表過一些作品,“有一碗‘酒’墊底,我不可能放棄了。”

直到1986年,通過認識的好友把作品《清溪與河流》送給《收獲》編輯,編輯說模仿味太濃,總體還算不錯,就用了。“編輯還跟我說不要仿別人,自己寫的才是最好的。感謝《收獲》,感謝這面文學上的旗幟,編輯的話使我從文學愛好到寫好。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,改變了我以前一個倒霉蛋文學青年的命運。”1987年2月,在全國轉了好幾圈的稿子,一月之內突然先后在《上海文學》、《北京文學》、《解放軍文藝》全部發表,從此以后蘇童沒有遭遇過一次退稿。“我真正脫離父母,獨立了,那時父母工資加起一百塊,稿費很高,我的工資差稿費好幾倍。文學讓我自立,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。”

在蘇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,一種是鉛退,很多就被“憤憤地”撕掉了;一種是編輯手寫的退稿信,會談到小說里的問題及修改意見。他第一次面見的文學編輯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馬未都。有一次,時任《青年文學》的編輯馬未都寫信給還是在讀大學生的蘇童去談稿子。當時找到編輯部拜見馬未都的細節,蘇童已經淡忘,只記得作為一個大學生的自己,很恭敬地去見馬未都,覺得馬老師非常和藹可親;而后來見面談到當初的會面時,馬未都對蘇童的印象則是個“帥哥”。1983年發表于《青春》的處女作小說,則是梁擎,后來她和蘇童先后調到《雨花》雜志,成為同事。時隔多年,蘇童也還記得,當時河南鄭州《百花園》刊物的女編輯郭昕,雖然只幫他發過一篇小說,卻是和蘇童來往信件最多的編輯,她是那么熱心地幫助青年學生,因而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如今,所謂退稿在當下的網絡寫作中已經不存在了,退稿成為傳統文學生產流程線上特有的記憶。每每回憶起來,蘇童覺得這段經歷如此美好,在散發著墨香的報刊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,是多么幸福的一種享受!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,“發表”是天大的事情,而退稿,那段青澀的經歷,也是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長。

阿來:我這內個人心很擰

阿來的身上,有一股擰勁兒。

當年《塵埃落定》寫出來,用他的話說,“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”,結果怎樣呢?

“有回信算好的,大部分石沉大海。稍微帶點新意的作品出來,很多人拿不準。”所以阿來覺得,藝術和出版的關系很微妙。大家都在談創新,可是真正有創新的作品拿出來后,又跟閱讀經驗相沖突。退稿理由主要是,圖書出版市場化了,希望阿來的作品處理得“通俗”一些。阿來回憶道:“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。編輯說你改改吧,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見。我那時比現在說話還沖:《塵埃落定》可以改:錯別字。你可以不出,要出就只改錯別字,因為我不能保證我每個字都敲對。”

從處女作開始就被“退稿”,阿來在文壇上從一開始就不順利。他倒覺得這是好事,尤其是對年輕人,這樣更接近文學本質,會回過頭來在創作上下更多的功夫。

很多人走了捷徑,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薦到圈子里來,阿來也經常聽到身邊有人說,到北京去了,認識誰了。80年代,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,文壇作家們于是有了“同學聚會”,北大作家班、武大作家班,以及魯迅文學院等等。阿來不報名,也沒有這個要求。他覺得那些內容通過學習就可以達到。“不是理科,必須在某個國家的實驗室才能學到。我就想自己學,剩下的東西就是人際網絡的建設。我覺得我不追求這個。”

他說,選擇寫小說,就覺得這是可以靠個人能力達到的。如果見了誰還要點頭哈腰,早就放棄了。可是,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,文壇也不能出其左右。和他一起寫作的都走紅了,他還默默無聞。雖然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,但是因為不在那個“圈子里”,即便有作品發表大家也不大談論他,會“假裝”他不存在。他不服氣,一定堅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壇有立足之地。只是阿來沒有料到,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網絡支撐的社會,完全憑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確實很難。同時寫作的人20多歲就出名了,阿來卻得到十年以后。

“我覺得沒關系。我從來只問一個根本的問題:為什么我做文學而沒有做其他,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。選擇文學,不傷害我的自尊。我本來就是為了活得干凈一點,才干了這么一件事。”

屢屢被退稿,阿來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,但他沒有停留在顧影自憐上。這一遭遇直接導致他后來的行為——做雜志。“我就想,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,文化產品不應該去迎合讀者。”他認為,這樣的觀點不是建立在切實的市場調查基礎之上,而是揣測讀者要什么。當他去做《科幻世界》的時候,引導多于迎合。阿來用事實證明,文化產品,應該有這樣一種責任,也應該有這樣一種力量。“如果光是發點書,賺點錢,這樣的寫作對我來說太可怕,還不如當農民去種地。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。”

他似乎從來沒有對自己產生過懷疑。理由是,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讀者,讀了那么多書,他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。很多不出名的人,為了能夠出書或者出名,不惜一切代價,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。

后來,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到成都,聽說阿來手里有部長篇,提出帶回去看看。這部作品轉到了編輯腳印手里。腳印當即判斷是部好作品,社里也準許出版,首印1萬冊,這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已經是個非常大的數字。而腳印堅持認為可以印到5萬冊,就找到當時的發行部副主任兼策劃部主任張福海(現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外交流與合作司司長),極力推薦這本書。張福海將《塵埃落定》帶回家,一口氣看到凌晨4點,看得淚流滿面。第二天他去找社長要求印5萬冊。社長問:“賠了怎么辦?”張福海說:“賠了扣我獎金!”社長追問:“獎金也不夠呢?”他堅定地回答:“那就扣工資!”首印5萬冊的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了。結果面世第一年,就創下了銷售20萬冊的奇跡。

《塵埃落定》參加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時,阿來不認識任何評委,更不知道那次評選,終評委是以全票推選的。《科幻世界》剛創辦了一個子刊,他參加了南京書展,主要精力放在新雜志在訂貨會上首次亮相的推廣上,想趕緊拿個幾萬份的訂數。接到獲得茅獎的電話通知,他當時都沒反應過來,等忙完以后,一想,咦,得獎了。

如今,《塵埃落定》已悄然走過15年,并創下了100余萬冊的銷售紀錄和單本圖書海外版權量之最,并被認為是歷屆茅盾文學獎中最好的作品之一。當時評委會給出的評價是,“小說視角獨特,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。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”,語言“輕巧而富有魅力”、“充滿靈動的詩意”,“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”。《塵埃落定》的出版,在當年甚至被視為一個事件。而當時很多評論家自發地寫評論文章,那時的阿來,一個評論家都不認識。在《塵埃落定》出版暢銷15年后,他依然深深地懷念多年前純粹而濃郁的文學氛圍。

“我經常說我不是一個作家,我上中學的時候都不曾知道作家這個詞,甚至也不知道文學。”阿來說,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張報紙,那上面關于京劇《沙家浜》的報道,是自己接觸到的“首部文學作品”。“它跟我在學校念的毛主席語錄很不一樣,文字可以有組合,放得好了,就很舒服。”阿來被方方正正的漢字所牽引,認為組合文字是高級智力游戲,而他,對文字、語言有游戲心理。

阿來30歲之前已出版兩部作品,這在當時已算功成名就。然而他對自己并不滿意,隨后就停頓了下來,進行地方史研究。一停就是4年,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電腦上寫作的沖動,于是沒有任何計劃地寫了起來。“我中間還停頓了兩個月,是為了看世界杯足球賽,直到意大利隊的巴喬罰點球罰飛的那天,才又開了工。”而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來的《塵埃落定》。

對于這部作品的得獎,他卻認為,得獎不能解決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說寫得更好的問題。有一年,他去參加另一個文學獎的頒獎。記者采訪另一位作家,說著說著扯到諾獎了。那位作家說:這就是我寫作的動力。回過頭來記者又來問阿來,阿來說:“我也得了小獎,很高興。自己主動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,文學史長還是文學獎長?文學獎是和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一起來的,李白為什么寫,寫《詩經》的人為什么寫,寫漢代樂府詩的人為什么寫?”他說,自己是文學“原教旨主義”,一直在堅持文學根本。

阿來有自己的擰,但是也明白什么時候不該“擰”。他不會跟自己的內心擰,也不會和命運擰。“我有點聽天由命——聽起來會讓人感覺有點消極,但是人的命運有一個大的定數,再擰也別跟那個較勁。人都是有命運感的,有自然神性的東西支配它。”他說,《空山》里有宗教感、有宿命感,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東西。但是很多人沒有,所以不斷地去滿足自己的物質要求。當然,他也坦率地承認,自己還是有點“享樂主義”,“我不用非法犧牲文學的方式謀取財富,但是賺到一點的時候,還是愿意享受生活。”

墨白:兩年內,138封退稿信

1981年初,墨白師范畢業后回到故鄉的小學任教。在寂寞的夜空下,他無法面對前途的渺茫與內心的孤獨,文學成了表達情感的方式。1982年4月間,墨白和幾個愛好文學的青年教師成立了“南地文學社”,正在蘭考儀封農場參加筆會的大哥(孫方友)聽到這個消息后,給他們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祝詞,文學之路真的曲曲折折地朝著墨白未來無法把握的人生伸展開來。在接下來的兩年間,他創作了十幾篇小說,寫了三十多首詩,同時也開始了自己的投稿生涯。

“那些幼稚的習作被我一篇接一篇寄出去。在那充滿期盼的歲月里,每天下午學校放學之后,我都會到大哥家去,如果大哥外出,即便是天空飄著秋雨或者雪花,在傍晚時刻我也會踏著泥濘到鎮上的郵局,去那里拿我們訂閱的報刊雜志,而我更盼望得到的是我寄出去的那些稿子的回音。”而墨白收到卻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。退稿信大多是用鋼筆和圓珠筆寫的;也有毛筆,像《廣州文藝》的李樹政先生的來信,李先生的信不但字寫得好,而且布局也十分講究,簡直就是書法藝術;也有鉛筆,比如徐光耀先生那封寫在印有“河北省文聯”十六開稿紙背面的信。

徐先生說:“我調離保定文聯已經一年又八個月了,只在名義上還兼著《蓮池》主編。由于凡寄給我個人的稿件,都由《蓮池》編輯部代拆并處理,所以大作我不曾見過。已去信給《蓮池》請他們為您查找。”徐先生在信中還囑咐墨白,請以后賜稿時勿再寄私人。一個鄉村小學教師,收到寫了《小兵張嘎》的大作家的親筆信,那種感動不可言表。初生牛犢不怕虎,墨白還給時任《人民文學》主編的王蒙寄過稿子,那是一本他自己裝訂成冊的薄薄的詩集。信是以“南地文學社”的名譽推薦的,信的結尾還蓋了文學社的章。后來墨白才明白,王蒙先生也許壓根就不可能看到那稿子,他甚至想,那封推薦信也一定讓拆看這封信的編輯感到厭惡。

在墨白的記憶里,他收到的退稿信大多都落有編輯部的印章,而落款印章的形狀各不相同。像《清明》、《東海》、《星火》、《四川文學》的印章都是圓形的,或許是兵團的緣故,《綠洲》的圓章最大,顯示出一種霸氣;長方形的落款最多,《上海文學》、《北京文學》、《山東文學》、《山西文學》等等,或許是因了西泠印社,《西湖》的印章顯得最有“學問”,那枚呈長方形的沒有邊際的“西湖月刊小說散文組”印章,是很有功底的隸書篆刻;也有菱形的,像《洛神》。印章的內容也不相同,像《長安》,最簡單:“長安編輯部”;或許是產生法律條文的地方,《當代》最具體:“當代編輯部處理來信來稿專用”。他甚至留意到印章的顏色也不同,有紅色、有藍色、有紫色,最有特色的是《梁園》雜志社,羅銳老師給他的十封退稿信上,除去他的親筆簽名,放在信紙最后一頁右下角的印章是綠色的。綠色的印象,在孤獨而寂寞的冬日夜間,墨白就著飄忽不定的煤油燈光去辨認那枚印章上的顏色的時候,該是一種怎樣的心境?

在漫長的期盼里,墨白的小說和詩歌習作又陸陸續續回到他所居住的鄉村,在修改之后,他又裝進信封重新寄出去,就這樣往往復復,在兩年多的時間里,他竟收到了48種文學期刊的138封退稿信(當然,這不包括那些鉛印退稿信)。退稿信的數量也大不相同,有的刊物只有一封,像《奔流》、《長江文藝》;編輯個人最多的是《百花園》的責任編輯王保民給他的退稿信,前后共11通;總數量最多的是《鴨綠江》,總共33通,那是因為他連續參加了他們在1982、1983年舉辦的文學函授。第一屆他被編在函授班的第24組(每位輔導老師負責300位學員的作業),輔導墨白的那位大學老師給他七通信,信中還給墨白推薦過《鄉場上》、《大車店一夜》這樣的小說。這位老師中途因公辭去,接替他的是遼寧大學中文系的武戈先生,武先生有一通信是寫在16開信紙上,總共五個頁碼,這是墨白收到的退稿信中最長的。

在那些漫長而暗淡的時光里,那些充滿鼓勵的信給了墨白信心和溫暖,這樣的情境一直持續到1983年最后一個月份。這個月份里,他連續收到了兩封用稿通知,一封來自《個舊文藝》,一封來自《廣州文藝》:“……來稿《畫像》我已閱。《廣州文藝》不打算采用了,我推薦給了同屬我編輯部的文學雙周大報《南風》,他們決定留用,特此通知你。此稿請勿再投別處(如近幾個月中其他刊物已采用,望速告之。)……”信是吳幼堅老師寫的,后來她曾經出版過一個具有個人自傳性質的畫冊,邀請了國內許多作家、詩人為畫冊里的每一幅照片配詩。而她信中說到的這篇《畫像》,最終發表在1984年1月15日的《南風》上,這就是墨白的處女作。而那些被他投出去又被退回來的小說習作,后來也都陸續變成了鉛字。

至今還記得大哥寫在祝詞的話:“疾風知勁草,路遙知馬力,文學要靠激情,靠主觀努力,堅持五年,定會有收獲。那么要堅持20年,堅持30年呢……”30年,對當年那幫文學青年來說真的是遙不可及,可眼下屈指間一算,30年已成過去。而現在能證明墨白曾經存在過的,就是他寫下的這些文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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